周骏: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作者|周骏‘2012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19期

  (本文由周骏先生口述,宋清华教授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第41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的这70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978年我国GDP是3679亿元,到2018年上升为90万亿元,增长了240多倍。这40年,世界GDP平均增长水平仅为2.8%,而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后,我国从一元银行体系发展到二元银行体系。就商业银行体系而言,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除了一家是美国的外,其余4家都是中国的,我国商业银行用信贷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证券业也募集了巨量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如今我国股票市场市值数十万亿元,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齐全,注册制也在逐步推行,债券市场则更庞大,而且发挥了连接银行体系与上市公司的功能。我国一些保险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也都是世界知名的。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世界上是偏低的,证券业是稳定的,保险、信托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而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且健康的,长期保持3%左右的低通胀条件下经济的高增长。我国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定发展,没有发生危机,其发展经验值得总结。

  中国建立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和最稳定的金融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创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1952年时,我国人均GDP只有70元,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70%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是一个穷困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社会主义呢?马克思只提供了基本原理,而没有系统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曾遭遇挫折。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思想。邓小平指出,在贫困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要有发展过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应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说过:“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一切是高速发展的出发点。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思想,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党和国家领导人持之以恒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特殊建树。习近平总书记有丰富的知识,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济,还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他不仅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有着系统全面的论述,而且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比中美两国,19世纪初,两国人均GDP大致相等,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21倍,这个巨大的差距是制度造成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而清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没落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封建制度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新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2018年,美国人均GDP大概是中国的6倍多,差距被极大地缩小了。2019年我国人均GDP可能超过1万美元,我国将进入富裕国家行列,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再过40年,中国人均GDP将要超过美国。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成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便由盛转衰,最终崩溃,原因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叶利钦的“自由化”,加上美国人的“休克疗法”,造成了前苏联的崩溃,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肤浅解说,前苏联崩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效,而是其领导人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理想,没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社会主义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能过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富裕的生活。然而前苏联自始至终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没能让民众过上富裕生活。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曾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吃不饱肚子,如何谈优越性呢?所以前苏联崩溃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而前苏联却走上崩溃的命运,我觉得每一个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需要好好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包括持续时间较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呢?我觉得有两个很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好好总结和研究的。一是我们现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性质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国的社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里涉及如何认识私有制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说过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私有制在发挥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之前不会消失。有一些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在中国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形势的变化,科学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二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要生存就要生产,生产首先要配置资源,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时期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经济危机。另一种看法则强调国家计划的“有形之手”,不过全盘计划又出现了明显的短缺,所以我国既没有完全使用市场配置资源,也没有完全使用计划配置资源,而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综合“两只手”的优势,这使得最终结果优于单一手段,我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是史无前例的,其例证便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却没有出现危机,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仍未能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既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发挥金融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不是一句抽象的、概念化的表述,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论结论。金融经营的对象是货币资本这种特殊的商品。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普通商品的产供销是生产具体财富的、异质的,企业和商品都是以成百上千万计数的,要把这些全部都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不行的,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说过,这是官僚主义加空想,勉强这么做,必然会极大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无法高速发展。而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在经济运动中既是交易媒介,又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现在各个国家的货币都是价值符号,是国家创造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从宏观上调控经济,进而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社会总供应是可知的,总需求是灵活的,要确定社会总需求,必须确定货币供应量。总需求即货币流量,即货币流通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货币供应量国家可以控制,所以国家有能力控制社会总需求,来适应社会总供应,这样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在此基础上再来调节其结构平衡,这应该由市场完成,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企业决定。所谓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是把货币作为国家发行的公共产品,通过货币资金的计划分配来影响使用价值的运动,这样能很好地将“两只手”结合起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影响货币金融的重要手段是控制货币发行的供应量,从而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控制了货币供应量,我们就能够控制“总需求”;控制了“贷款规模”,我们就能控制货币资本的规模。

  宏观金融调控要利用一些重要的经济工具,如利率、汇率、税率。利率是借贷货币资本的价格,根据“以物议价”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利率应该有一个一般水平。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利润率有所不同,正是因为利率有一般性,利润率有差别性,利率才能起到优化配置市场资源的作用,才能引导信贷资金进入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我认为中央银行还是要规定基准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允许市场利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并打击高利贷,这样使得资金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信贷和利率调控经济总量,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具有也不应具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而税率不同,税率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活动是国家行为,税率可以也应该实行差别税率,来实现调整结构、促进公平的福利经济学目标。汇率应该保持中性,保持均衡汇率,人民币对外币值应当保持稳定,既不应该高估,也不应该低估,应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是一种方法,但我们更应该考虑增加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消化过剩产能。扩大消费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增加收入,让老百姓有钱花;二是提升社保水平,让老百姓敢花钱。可以考虑增加工资来扩大消费,但同时需要警惕,工资增加,则企业生产成本会增加,企业竞争力会下降,如果工资增长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幅,将出现通货膨胀。理论工作者们要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计算工资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并与国外进行比较,从而为政府提供正确的决策参考。

  我国有过度储蓄现象,而美国则是过度消费。事实上,美国高消费由我国的高储蓄支撑。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我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大量的外汇储备余额相当于我们给美国提供了“贷款”,但他们还老说我们不对。中国没有必要保持这么多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即可。若外汇储备变动不大,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主要来自贷款的变化,从而控制货币供应量就变成了主要控制贷款。

  在增加消费的同时,要适当增加投资,我国许多方面的投资相当不足,譬如老年人口总数超过2亿,但老年服务业很不发达。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将更多,开放有潜力的老年服务行业,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产能,还将对解决老龄化问题有所裨益。

  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还会不会维持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以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0%多,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城镇化、工业现代化的中期阶段,还有非常庞大的市场等待开发。虽然中国目前面临着多种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完全有力量拉动经济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未来城市将有大量的住房需求,将带来大量投资。虽然中国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很大,但高精尖科技成分占比不高,还需要进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不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红利即将用尽,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凸显,很难接入资本和技术,新近提出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就是一个好的探索。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全体中华人民共同努力下,40年以后,中国会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认为,现在我国金融理论界的工作落后于金融实践。我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理论界没法解释,我感到惭愧,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应该形成自己的经济金融理论体系,不要动不动就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观点来评价我们的工作。我们比西方干得好得多,西方有经济金融危机,而我们没有经济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的增速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为什么我们非要从西方理论中找依据呢?!

  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不仅西方经济理论和著作无法解释,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资本论》创作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理论不能解决实践尚未提出的任务。所以,马克思只谈了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原则,而并没有规划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恩格斯曾扼要中肯地评价了马克思,他说,历史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马克思的发明,有了这两项,社会主义就由空想进入到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立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其基本要点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因此要坚持基本原理,但同时需要注意形势的变化。

  我国用近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道路,将中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为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要有勇气,要有雄心壮志,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想要发挥点余力,写点东西说明自己提出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了,我们这批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已经八九十岁了。真诚希望现在的青年同志树立起中国人的骨气,好好地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不要一味崇洋媚外、照搬西方。我们要牢记马克思的话: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创造出了令世人震惊的实践成果,希望年轻一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基础上,完成我们尚未完成的任务,总结中国的经验,将中国经济金融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化成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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